导读

在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最新一期排名中，厦门建安集团全省排名第三，厦门排名第一。把住“质量”、“安全”和“工期”关，树立“诚信”实力，孙吉龙让一家已被勒令停业整顿的集体企业起死回生。

孙吉龙虽是一介成功的商人，骨子里却刚正不阿。1998-2007年成为厦门两会代表的八年时间里，他提交了七十多份议案和提案，有几项今天看来颇为前瞻。他建议把厦门行政中心和机场搬到岛外，规划今天称为“地下管廊”的“地下空间”，为后溪引入自来水。站在历史的时间节点，孙吉龙的这四大建议有一项列入了规划，其它三项都已付诸实施。

十年前，依然精力充沛的孙吉龙突然交班了，把建安集团的担子甩给了晚辈，迷上了编书立传。今天，他已出版了五本书。

01

“真的很忙。”分宾主落座，孙吉龙忙不迭地解释现在的状态，他甚至把约访时间记成了当天下午，只好临时对调了上下午的工作安排。

孙吉龙的办公室设在厦门建安慈善基金会内，基金会设在厦门建安集团开发的天润新城写字楼内，天润新城是建安集团开发的第一个项目，也是至今为止开发的一个楼盘。天润新城最初立项的地点并不在此，而在集美文教区，由于遇上规划调整，用地必须置换，这置换一拖十年，建安集团因此错过了厦门地产最黄金的周期。不过，孙吉龙并不怨天尤人，他依然感到十分知足，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他所收获的福利，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天润新城并非建安集团的总部，总部设在观音山，有自置的四层办公楼；在环东海域，一幢自建的办公大楼还没交付使用。

孙吉龙的办公室看起来像间大书房，摆着一大一小两张办公桌，大班桌算是小号的，堆放办公用品，一张会议桌垂直紧贴着大班桌，是他的另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材料。看起来，这里并不像一个老板的独立单间，更像一介文人的工作室。

事实上，孙吉龙身份多重，他是厦门建安集团第一任董事长，但现在倾情的事业似乎与此无关，名片上最醒目的头衔是高级经济师，其次是厦门建安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集美大学校董会董事、世界孙氏宗亲联谊总会永远名誉会长。

身份的转换是个奇妙的变化。2008年，孙吉龙中途介入集美孙厝帮助修编族谱，《乐安堂孙厝孙氏族谱》修好了，他编书的兴趣也提上来了，此后，他又一口气主导编撰了《乐安厦门孙厝孙氏志》，从人文和地理不同维度对孙厝进行了梳理。

孙吉龙现在的案头，他自己采写或主导编撰的各种书堆起来有一摞，主题大多围绕集美孙厝宗亲历史。新加坡著名企业家、杰出社会活动家和华人社会领袖孙炳炎是柳塘孙氏第三十代、集美孙氏第二十一代嫡系子孙，迷上编书后，孙吉龙推动专门成立了“孙炳炎生平事迹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孙炳炎的故事成为他编书工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德不孤——回忆孙炳炎》和梳理孙吉龙个人资料的《跬步集》已由中华书局和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跬步集》在内容和厚度上活脱一本建安集团版的《康熙字典》。《孙炳炎画传》已拿出了样书，《孙炳炎评传》进入了核稿，与宗亲祖先有关的《泰湖真異大师》则还在成稿阶段。

编书是一份纯公益事业，不时要往里贴钱，但孙吉龙找到了其中的乐趣。族谱修好后，当地派出所和公证处都找上门了，族谱里记载的家庭成员世系结构甚至比派出所的户籍资料还要完整，而公证处借助族谱，可以证明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

通过研究宗族史，孙吉龙还挖掘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他发现，宗亲孙炳炎是爱国侨领陈嘉庚最优秀的学生，而通过整理孙炳炎的成长史，他找到了陈嘉庚母亲的名字。这是个重大发现，在此之前，即便是集美陈氏家族，知道陈嘉庚母亲名字的人都是少之又少，公开报道中，更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过陈母的名字。孙吉龙查证了陈母的名字叫孙秀妹，补上了这一历史缺憾。

孙吉龙把孙炳炎与陈嘉庚的交集专门整理成一篇文章一并编进了族谱，好让宗族里的子孙后代记住孙炳炎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孙炳炎与陈嘉庚先生的渊源。

孙吉龙的另一大乐趣是打理“厦门建安慈善基金会”。建安慈善基金会是第一家由厦门民企发起，也是全省建设系统第一家，经福建省民政厅批准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公募基金会，每年均获得了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国、地税局和福建省民政厅批准的公益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资格。

基金会创办的时间比孙吉龙迷上编书的时间要早，成立于2007年，建安集团是发起人。捐资助学、扶危济贫一直是建安集团的一项初心，到了晚年，孙吉龙觉得专门成立一家慈善基金会很有必要，他希望在退休后，能继续慈善事业，而凭一己之力，影响力有限，通过基金会模式，可以发动更多的热心人士一起来参与。

而事实上，凭借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几十年商海打拼积攒下来的影响力，力所能及地促成一些公益对接，孙吉龙从中找到了比怡养天年更多的乐趣。基金会现有十支专项公益基金，规模虽然不大，总共只有七百多万，但成果不小，这些年撮合的公益项目金额超过了五千万。

看得出，对于编书和慈善这两项公益事业，孙吉龙都很上心，也很得意。一边修谱编书，一边热心公益，孙吉龙现在的日子过得其乐无穷。

02

集美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和孙炳炎的故乡，孙吉龙今天乐善好施，受先贤潜移默化的影响甚大。现在能静下心来编书立传，则与学历无关。

孙吉龙出生于1951年，那个年代的很多同龄人缺吃少穿，相形之下，他们家要幸福得多。父亲和几个兄弟姐妹本来都在海外，1948年解放前夕，解不开离乡情结的父亲独自回到了集美孙厝老家。解放初期大家都不容易，仍在海外的外祖父母和大伯们，会不时捎些钱物回来给这个独守老家的亲人。

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什么东西都非常宝贝，从海外寄来的东西更是稀罕得很，孙吉龙印象最深的是泰国米，“很香，每次饭煮好一出锅，一碗干饭不用配菜三下五除二就扒拉光了。”那感觉很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饭吃完了，嘴巴里还回味着泰国米的余香。

父亲生性豪爽，母亲心地善良。每次收到海外亲戚寄来的物品，母亲总会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匀给左邻右舍。尽管有海外亲戚帮衬，一家子衣食无忧，父母亲还是非常勤劳非常节俭。那时候侍弄农作物主要靠粪肥，集美学校的厕所成为周边农民的主要肥料来源，为了抢到更多的公共资源，父亲每天都要起个大早，骑着车去，驮着两大桶粪肥回来，很经常的，父亲满载而归了，孩子们都还没有起床。

孩子们自然也不能好逸恶劳，根据年龄大小各有分工。孙吉龙有十二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三，和姐姐分到的主要任务是放牛拾粪，一大早起床先出去割猪草回来，放学回家后再把牛牵出去喂饱；其次是拣猪粪和牛粪。

为了收获更多的战利品，那个时候的孙吉龙就表现出比别人聪明的一面。牛吃饱喝足后是要清理“内存”的，那是他的战利品。他发现，吃饱喝足的牛路走得越多，“内存”就会清理得越多。但牛吃饱了才有力气耕地，既便于拣到牛粪，又不致于让牛太过劳累，孙吉龙把牛拴在了树上，让牛可以绕着树转圈圈，而自己正好可以躲在树底下乘凉。

这样的日子到了“十年浩劫”就戛然而止了。父亲在解放前夕回到国内，家里不时收到从海外寄来的物资成为“通敌”罪证，父亲被戴上了“特务”的帽子，一把抄家，海外亲戚寄回来的一万多元现金和一些银元细软什么的，悉数被查没，一家子一夜之间又一贫如洗。

孙吉龙的学业也未能幸免，“十年浩劫”伊始，他刚上初一，上面一声令下，他和其他同龄人一并被送入“大自然”接受“再教育”。不过，这段时间的孙吉龙，并没落下学业，他从小对学习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即便是放牛，身边也要带本小人书，他始终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遇到不懂，什么人都问，甚至不耻于连孙子辈都问。昔日的文化积累，日后派上了大用场，为宗族编修家谱，为孙炳炎著书立传，他都能信手拈来。

动荡的年代一结束，孙吉龙很轻松地通过考试，成了当时厦门郊区后溪公社农机站的一名工作人员。从那个时候起，孙吉龙就逐步展现出商业天赋的一面。

农机站当时的主要工作，一是管理整个公社的拖拉机、抽水机等农业机械，二是负责柴油分配。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机站整体“失业”，分田到户，几乎家家都有丰沛的劳动力，基本用不到拖拉机耕种，拖拉机“下岗”了，柴油也市场化了。

1983年，闲得发慌的孙吉龙看到了一片市场。农村分田到户后，拖拉机耕地是慢慢消失了，但开手扶拖拉机跑运输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另一方面，厦门特区已经开放，大街小巷村头村尾，少量摩托车也窜了出来。

孙吉龙鼓动农机站领导举办机动车培训班。当时整个机动车市场刚处于萌芽状态，驾驶技术培训有大量需求。由于训练场和农机站相隔遥远，他向农机站领导提出：为自己配一部摩托车，既跑业务又用于培训。

培训班能不能批下来，他当时已经心里有数，但领导半信半疑。最后，领导以“如果办不成培训班，买摩托车的费用就从他的工资里扣”作为交换条件，农机站一口气采购了两辆雅马哈摩托车，一辆归孙吉龙支配，另一辆放在农机站里，后来成了公社的公车。

孙吉龙不是在打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后溪农机站成了厦门第一个摩托车培训点，后溪在80年代逐渐成为厦门最大的机动车培训基地，与孙吉龙最早开展驾驶培训不无关系。农机站的培训项目从拖拉机开始，慢慢延伸到摩托车，后来又扩充到汽车，拖拉机培训有政府补贴，学员只需缴纳一定的伙食费，摩托车培训费两三百元，后来增加的汽车驾驶培训成就了一个大市场，每人收费一千八，由于介入较早，培训机会供不应求，参加培训经常要排队，排不上号还要“走后门”，几年时间里，一个小小的后溪农机站“赚了几十万”。

培训费赚了不少，却与孙吉龙无关。农机站的财力这么雄厚，在那个年代，自然而然就成了上级主管部门的提款机，他领的是固定工资，今天让孙吉龙津津乐道而又“有点不好意思的”是，“偶而报销了几顿饭局，蹭了公家的一点便宜”。

孙吉龙是培训班负责人，有批款的权利，但他不敢贸然使用公家的这些进账。直到有一天，他看明白了一些道道。来参加机动车培训的人形形色色，有国企高管，也有政府官员，这些学员偶而会邀请他一起吃饭。他留意到，这些公费学员不只是公款吃饭，还会顺便点几包香烟，然后把香烟也开在餐费发票里一并报销。

有样学样，偶有一些公务应酬，孙吉龙也学着开起了发票。但也仅限于此，他的潜意识里一直有着很强的守法概念，他知道“侵吞公款”是违法的，因此，从来就没敢想过要把农机站的公款变成私人的囊中之物。当年请客吃饭开发票拿回农机站报销，在今天已然成了一则趣谈。

事实证明孙吉龙的顾虑并非多余，多年以来，当年顺便开香烟一并报销的公费学员有的“进去”了，他暗自庆幸还好当年守住了底线。

这种坚守底线的风格持续至今，2011年至2015年间，孙吉龙曾参与操办了两届世界孙氏宗亲联谊大会，他都乐呵呵地自掏腰包，现在算来，“单那几年的差旅费和接待费就花了上百万”。

机动车培训的好日子并没能持续多久，开放深入，市场逐步放开，竞争变炽，僵化的老国有机制下，农机站渐渐失去了竞争力，到80年代末，培训业务基本上停止，孙吉龙又回到了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

那一段时间，孙吉龙又过得很郁闷。“上不上班都可以，刚开始一天露一次面，慢慢变成一周露一次面，后来一个月露一次面都没人管。”但工资分文不少，一个月白领着政府一百多元的工资，孙吉龙深感“问心有愧”。1991年，“工资领得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孙吉龙辞职下海了。

03

孙吉龙与孙炳炎的交集就是从下海开始的。孙炳炎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推动海外华商及华人社团与中国开展文化、经济交流和合作的华人领袖之一。他在厦门也有不少投资，与当时开元区政府合资的项目有新加坡酒店和专门生产膨化食品的东方食品公司，以及设在集美孙厝的同成食品厂。

孙吉龙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受聘到同城食品厂当副总经理。总经理和董事长都由新加坡董事会直派，他们还要兼顾其它投资，待在同成食品厂的时间不多，日常事务管理基本上落在了孙吉龙的身上。同成食品厂归东方食品公司直管，同成食品厂只负责生产，工资发放要通过东方食品公司回拨。

企业体系枝繁叶茂，孙炳炎无法亲临一线指挥，厦门的几个投资项目表面上相互关联，实际上各自为阵，便酿出了很多管理上的漏洞，也生出了很多事端。当时法制尚不健全，又是卖方市场，无论是采购还是销售环节，都占有非常大的主动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灰色地带，比如拿“回扣”。

在农机站的时候，孙吉龙尚能洁身自好，成为职业经理人后，对于“回扣”之类的不义之财当然不屑。不过，对于同事的一些出格之举，他装作不知道，不去捅破也不去告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喜欢“有话当面说”，不喜欢成为“爱打报告的小人”，因此，在列席董事会时，他经常会借题发挥，提出一些虽然尖锐但中肯的改进意见。

在孙吉龙看来，只能寄望于议题能引起董事会的重视，从而推动公司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但结果事与愿违，因为董事成员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一开会，大家就吵得不可开交”，孙吉龙的力排众议成了异端，“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他反而成了众矢之地。

今天回首，孙吉龙终于明白，在市场经济体系还没健全的初级阶段，类似弊病其实很难避免，自己要在这种环境下独善其身，各种麻烦便会纷至沓来。

最大的麻烦是工资发放。手握拨款大权的主管故意不准时向同成食品厂回拨工资款，经常找这个那个理由推托“没钱”，有时候，一拖好几个月。工资都无法准时发放，队伍自然不好带，孙吉龙心有余而力不足，着急时，他只能自掏腰包垫发，但终非长久之计。

站在管理岗位上看待这个问题，显然只有推动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麻烦。

长期在新加坡的孙炳炎后来也知道了厦门企业体系存在的问题，他很支持孙吉龙。但存在的问题如同癌细胞扩散，当病毒已经侵入五脏六腑，再高明的医生都回天无力。彼时的孙吉龙就像是一个医生，要给病入膏肓的企业体系治病，一举一动都属多余。

两年多后，“觉得根本就干不下去了”的孙吉龙向孙炳炎递交了辞呈。孙炳炎先是极力挽留，后来还是叹叹气同意了他的离职申请。孙吉龙由此创造了“中国第一例”：离职时，没有哪位高管跟他办理交接手续。他列了张移交清单，跟钥匙一并放在抽屉里，然后就走了。

今天，孙炳炎在厦门的投资已经基本上支离破碎，他的厦门企业体系逐渐瓦解的时候，孙吉龙曾经有过感慨：“要是董事会当初能听进我的建议，或许结果不会是今天这样。”但大势已去，相信九泉之下的孙炳炎已能领会孙吉龙当年的苦衷。

04

服务侨企的经历，孙吉龙成了后溪镇上知名的职业经理人。1993年，刚从同成食品厂离职，孙吉龙就遇上了一个好时机。

此时的厦门特区实行改革开放已逾十年，四处欣欣向荣，后溪镇瞅准时机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力邀正好在寻找人生下一站的孙吉龙出任副总经理，此时的孙吉龙已近四十。在同成食品厂时就深知当二把手的难处，于是，孙吉龙要价一下子变高了：“当副总经理不干，要当就要当总经理。”

当时后溪镇有意安排企业办主任当总经理，然而，孙吉龙是当地人，熟悉当地人文地理，更难能可贵的是还有外资企业的管理经验，一撂挑子，镇政府先急了。但很不幸，房地产公司运行一年多后，项目还没来得及启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了萧条，“什么事都做不成”，刚执掌了房地产公司希望有所作为的孙吉龙，又不得不面对一个半死不活的烂摊子。

没多久，新的机会又来了。

后溪镇的集体企业建筑工程公司准备对外承包，在房地产公司摸了一年多的孙吉龙，虽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对房地产行业的一些运转流程还是有一定的了解。1994年，他承包了这家建筑工程公司，这就是建安集团的前身，由此开始了自称“没日没夜”的创业生涯。

承包时的后溪建筑工程公司同样是个烂摊子，孙吉龙接手的时候，由于工程问题不断，已处于被责令停业整顿状态，净资产为负数，能够继承的资产除了一面招牌，还有四名员工。

但就是这样的底子，孙吉龙硬生生把后溪建筑工程公司从死亡边缘拽了回来，承包当年就接下了集美北部工业区工程，上缴了三十多万利税，实现扭亏为盈；第二年上缴的利税增加到五十多万，觉得公司名称“不够大气”，他还顺带着把后溪建筑工程公司更名为厦门市北区建筑工程公司。到1997年，公司上缴利税超过百万，固定资产超过了五百万。

让后溪建筑工程公司起死回生的那段日子，是个“玩命”的过程。今天，孙吉龙看到泡面头皮还会隐隐发麻。

当时工程建设以政府基建项目为主，没有实行公开的招投标前，建筑公司“接活”主要靠吃吃喝喝拉关系，也因此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这些腐败后来随着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都得到了清算。

孙吉龙对腐败现象本来就痛心疾首，在那个连土地都在搞“协议转让”的特殊年代，他的建筑工程公司想活下去，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不屑于通过腐败手段拿到工程，他只能靠实力，建筑工程公司怎么体现实力，这是一门技术活。

打造一家建筑公司的实力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质量，二是安全，三是工期。承建工程是一个层层转包的过程，拿集美北部工业区来说，由政府发包，孙吉龙的公司承建，公司也不是所有环节都事事亲为，搅水泥的、绑钢筋的，水电铺设和门窗安装，都有不同的服务团队。

当企业家很苦，搞建筑起家的孙吉龙更是觉得“苦不堪言”。有段时间，为了赶工，吃住在工地，没赶上正餐，每天吃泡面，吃到看到泡面就想吐。

不屑于参与腐败，应酬各种关系总是难免。刚起步那些年，他“一个月要醉二十次”，经常是，上半夜应酬，灌醉别人的同时，也把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下半夜，带着没有消退的酒劲上工地察看，“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如期保质的前提是善待下面的团队，如何善待，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合同约定如期支付工程款，包括总承包商这一级，每一级分包商都有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拖欠了分包商的工程款，实际上就是拖欠了农民工工资。

本意上，孙吉龙是决不愿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他是“苦过来的”，对于农民工的各种不容易，他是有着充分的理解的。因此，很多时想，孙吉龙就是宁愿自已被甲方欠着，也会按照合同进度，哪怕是找银行贷款，如期支付。体恤农民工，也是施工安全的保证。

“从不拖欠农民工工资。”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在孙吉龙看来，今天仍然有底气说出这句话的，放在国内整个建筑行业都屈指可数。

与农民工长期建立起来的这种“诚信”体系，得到的回报是，农民工拼着命也会把工期赶出来；另一方面，百年工程质量为本，孙吉龙“拿命在拼”。

 “在承诺的工期内保证质量地完成，并且价格公道。”孙吉龙树起了建安集团的口碑，也由此逐渐形成了建安集团的实力，高峰期在国内各地设有十二家分公司或关联企业，形成了以建筑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商业地产租赁、酒店经营、园林绿化、实业投资、高校后勤服务、建材生产等多元产业。

取得的荣誉也接踵而至，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和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拿到了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等与建筑工程有关的几乎全部一级资质。

福建省建设厅公布的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最新排名中，建安集团在全省排名第三，在厦门排名第一。

05

孙吉龙让一家频临倒闭的镇办集体企业起死回生，成为“厦门首批龙头骨干民营企业”，其间的很多实践颇值得学习和借鉴。

今天，具备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的福建施工企业，并不只建安集团一家，建安集团拿到一级资质当年，福建就有六家施工企业同时获得了一级资质证书，很多人不知道，这与孙吉龙有关。

2004年，建安集团着手申报建筑工程总承包升一级资质。按照过去的资质管理评审标准，其中有一项指标是，要承建过单跨跨度30米以上的工程。建安集团上报的是钢结构跨度30米以上的工程，而建设部评审组认为，承建的工程应该为混凝土，钢结构不能作为业绩。

孙吉龙知道这事以后提出了异议，因为资质管理规定并没载明跨度一定要是混凝土工程才可以。其实，同行们也都认为这项指标的设定“并不合理”，不过，虽然如此，大多同行不敢去提，他们普遍担心弄巧成拙，提了没起到任何作用，最后反而被人当成了把柄。

但“只要认准有道理，就一定要坚持”，这是孙吉龙的个性，他“豁出去了”。他的想法很简单，建安集团当时已经是二级资质，“大不了一级资质评不到，还是在二级资质上原地踏步嘛”。

孙吉龙也考虑过后果，进谏被采纳，整个行业受益，他没比其它同行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进谏遇阻，同行所担心的事情可能就落在他的身上。但既然“豁出去了”，孙吉龙也就无所谓了，如果不走这一遭，他根本不会死心。没到尘埃落定，他希望能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评审团改变主意。

孙吉龙的坚持演变成了一回宫廷剧中的“闯宫”行动。顺着业界人士的指点，耐不住性子的孙吉龙从厦门出发，一口气“摸”到了北京通州。在那里，由建设部组织的评审团正在那里集中评审。

在通州现场，专家对于眼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首先感到惊愕，评审团成员都是见过世面的，敢于这么“闯宫”直谏的，之前从没见过。不过，孙吉龙的这一次“闯宫”算是闯对了，在听完他的解释后，评审团成员陆续点了点头，他们觉得，“这个南方人说的不无道理”。

孙吉龙的这一冒味“闯宫”，不仅替自己的建安集团争取到了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另外六家一同申报的福建施工企业，也一并受益。更值得一提的，建设部根据孙吉龙的建议修改了评审指标，制订了轻型钢结构和重型钢结构标准。

这事已经过去十多年，若非孙吉龙今天自己提及，其它六家施工企业恐怕至今都不知道，昔日能够拿到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有孙吉龙的功劳在内。

建安集团的成功改制至今仍是一段佳话。

1998年，改革开放进行了近二十年，厦门着手推进一批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转机建制，集美区办镇办集体企业有几十家之多，其中就包括了孙吉龙第二年改名的厦门北区建筑工程公司。为此，集美区政府专门成立了“转机建制领导小组”。

承包进入第四年，孙吉龙的经营才能已经逐步表现出来：1998年全年营业额超过七千五百万，上缴利税五百八十万。可以想见，这样的利税贡献对于当时的地方政府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

不过，对孙吉龙来说，这家公司除了还保留着曾是镇政府创办的集体企业这种“血缘关系”外，连招牌都不复存在了。因此，配合改制也是孙吉龙的强烈愿望。

耐人寻味，顺应历史大潮的改革，在集美区政府组织的第一次转机建制动员大会上就遭遇了阻力，区领导班子坚决支持改制，而镇一级领导班子则表示：“达成一致意见不改制。”

区领导班子一听火了，拍案而起：“厦门已经将改革开放进行了近二十年，居然还有领导班子如此因循守旧，观念如此落伍，你们先把思想统一了再说。”

改制是大势所趋，集美区领导班子的雷霆震怒，终于推动了孙吉龙公司改制的顺利进行。

改制后，孙吉龙把厦门北区建筑工程公司更名为厦门建安集团。回顾历史，孙吉龙感慨万千，昔日成批的集体建筑企业，能够顺利改制并获得新生的，不超过三家，其它多数已经没入了历史的湮尘。

06

在生意场里浸泡久了，难免会染上世故圆滑的习气，孙吉龙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不仅今天怎么看着依然不像一个老板，衣着朴素一如创业之初，就像昔日果敢“闯宫”进谏一样，他的骨子里也始终保持着一副刚直不阿的本性，说话还是那么“直来直去”，绝不似是而非。

备受称道的是，孙吉龙的这种为人处事风格，在1998—2007年成为厦门两会代表时，变成了七十多件颇具建设性的议案提案建议。后来的实践证明，昔日他的诸多建议颇具前瞻性。

孙吉龙是厦门改革“两桥”收费最早和最持之以恒的建议者。从1999年起，还是厦门人大代表期间，孙吉龙就提议改革厦门“两桥”收费。他直言，厦门“两桥”收费制度制约了岛内外一体化发展，降低了投资商对岛外的吸引力，阻碍了优秀人才的自由流动。

他还专程跑到上海、长沙作了深入调研，发现这些城市的有些作法非常合理：对本地车辆不收费，对外地车辆收费也不高。

担任厦门人大代表的四年期间，孙吉龙连续五次提议改革“两桥”收费。遗憾的是，厦门相关部门虽然给予了积极推动，但反馈回来的结果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

2002年，从厦门岛内外发展的不平衡中，集美区人大主任柯通也意识了改革“两桥”收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被孙吉龙的执着感动了，于是，联合孙吉龙等人，领衔再次提议改革“两桥”收费。

这一次，厦门“两桥”收费改革终于取得了实质性突破，2005年9月1日起，厦门“两桥”收费实行年费制。

2002年，身为厦门市政协委员的孙吉龙还提了《关于铺设集美北部水厂至后溪新村自来水管网的建议》。

孙吉龙本身就是后溪人，他对这一带的生态环境非常熟悉。这一带的单位用水多数直接取自未经净化消毒处理的坂头水库，村民用水则靠自己打井。孙吉龙深入调研后发现，由于井水水质偏差，这一带居民肝脏患者很多，很多青年人当兵体检不合格都与饮用水有关，因为用水的问题，一些想到这一带投资的外商也望而却步。

孙吉龙的议案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2003年，给水管网从“天马山自来水厂铺到了后溪镇片区”。

不过，说来有趣，政府的实质性推动动作本以为可以获得提案人孙吉龙本人的认可，没曾想，孙吉龙却在反馈意见的“不满意”栏中打了勾。原来，给水管网只是铺到了“后溪镇片区”，离村民可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也就是说，铺设的给水管网属于“半拉子”工程，以多数村民的财力现状，根本没有能力把已铺到“镇片区”的给水管网给铺到村里来。

2004年，孙吉龙又提出了《后溪自来水管网铺设到后溪镇各村的建议》。这一次，“半拉子”工程终于圆满解决。孙吉龙的提案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公共给水管网只铺到镇中心”的惯例，让厦门市政府与各区签订了责任状，实行市、区财政共担模式，要求各区必须把给水管网铺到村里。此后，市、区财政共担模式不仅在厦门全面推广，还被复制到了全国其它地方。

集美新城是厦门最早引入“地下管廊”的区域，“地下管廊”是先进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可以共享水、电、汽以及光缆等管线，设计空间足够大，里面还可以通行机动车，便于维护。

然而，鲜有人知道，这一在国外城市广泛采用的基础设施方案，在厦门却是孙吉龙先提出来的。2005年，任厦门政协委员期间，孙吉龙在英国马路“一蹲半个小时”，认真考察了国外已经抢先一步使用的“地下管廊”后，提出了“地下空间”的构想。

他看到，“时不时有人对马路开膛破腹，实在太劳民伤财了”，建设可以共享的“地下空间”，向使用单位出租，不仅可以拓宽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还可以解决马路不时被开“拉链”的老问题。

孙吉龙还提议过把厦门机场和行政中心搬到岛外。

厦门机场位于本岛东部，毗邻环东海域，发展的需要，机场不时扩建。他注意到，机场一扩建就要填海，一填海就要占用海滩，海滩大量被占用必然影响到整个环东海域的生态。此外，本岛地域有限，机场放在本岛，既影响了本岛环境，也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孙吉龙建议把新机场建在马巷，马巷解放初曾经有过一个小型的军用机场，原来就是机场，“肯定有他的合理性”，因此可以旧物利用。

对于行政中心移到岛外，孙吉龙是这么想的：实现岛内外一体化发展，行政中心就应该带头搬到岛外，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岛内外资源的不均衡问题。他建议把新行政中心搬到同安的莲花，据此可以辐射安溪、长泰、华安、晋江和南安等周边地区，延伸腹地，做大“大厦门”。

十年过去，孙吉龙很是欣慰，厦门新机场建设已于2015年启动，新址就落在岛外的翔安大嶝，与马巷同在一个行政区内；厦门行政中心新址也已经列入了规划，何时启动搬迁，只待时机。

砺志之道

问道者：什么是企业家？

孙吉龙：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是社会的。企业的成功有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缺一不可。企业家是高危职业，发展过程中，有可能累死、病死，或者被腐败官员整死，但我希望人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关心企业家。　

问道者：怎么理解参政的责任？

孙吉龙：参政议政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责任。当了“两会”代表，就意味着代表了人民, ，, 代表人民就要为民请命，不能只是为了一己私利。

问道者：怎么看待房地产行业？

孙吉龙：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表述写进报告，对中国的整个房地产业影响都非常大，接下来，一些中小型房地产开发公司会慢慢退出去，而整个房地产市场也会慢慢转向以长久自持的租赁为主。